记者手记



　　经历时间和阅历的沉淀后，那一批曾经意气风发，扬言要“将马克思打回妖形”的人群逐渐沉寂下来，摩罗扎进了党妈妈的怀抱，王怡跪倒在耶稣基督的脚旁，而范美忠则一路狂奔进“庄子”家的死胡同里——寻回“轴心时代”。他们曾经反体制、反马列，反一切违反人性的禁锢，向往自由民主，“理性”、“自然法”、“启蒙”、“人权”等与一切宏大叙事相关的舶来词随手拈来，这么一群曾经自诩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曾经高歌凯旋，占领一个又一个道德至高点，然而却又在精神自我蜕变的洗礼中，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上选择分道扬镳。

　　抛却个体的特殊之处，不同的生存境遇并不能完全解释每个人的选择趋向，就像晚清以降，西风东渐之时，改良与革命的纠葛，东方与西方的彼此进退消长，现代与传统的迂回渗透，每一种可能性的背后都有着无数的偶然与马后炮式的必然作为合理解释的充分依据，但每一种解释所努力靠近的或许只是最大公约数，而不是绝对真理。


　　从微观上而言，范美忠的个案“回归”，同样经历了他“痛苦的十年”——出版完一部鲁迅的研究著作之后，8年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文章。而8年之后，范美忠从古纸堆里找到了他心灵的信靠，那些他认为的道德原点最终成为了他精神的力量：他相信未来中国也会经历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经世致用的实用论似乎又在心中抬起了头，正如一个以士大夫精神为指引的传统知识分子，很难从根本上摆脱“立德立言”和“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一样，循环的悖论又在一个个体身上重演。



　　一、谋面



　　第一次与范美忠谋面是在王怡家里，那时范美忠在网上被骂成了臭狗屎，还被冠上了“范跑跑”的名号。王怡也因“排郭事件”面临道德危机，彼此心有戚戚焉。凑够了一桌麻将的人头，“小伙伴们”就天南地北地海侃，具体内容已记不大清，范的能言善辩倒是印象深刻。第二次移师到范美忠家里，如今已过去大概六、七年的时间，只能记起他的一句自我解嘲“朋友说我早晚都要出名，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


　　汶川大地震的“先行抢跑”之举，多少还是给范美忠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小波澜：范美忠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始终是“状元”专业户，其就读过的学校均把范美忠的照片高高地悬挂在校史馆或者类似的成就栏里（被其骂过的北大除外)， 范美忠变成“范跑跑”后，据范美忠的侄子说，范美忠的照片大多享受了烈士待遇——撕下来丢了。


　　6月15日下午，在成都府南河边的一个茶馆里，再次与范美忠相见。与几年前在“道德大审判”中不甘矮化而又急欲辩解的形象相比，范已沉稳很多，只是偶尔的话语才会显露出他极力隐忍的不羁个性，当然这些话语有时听起来会稍显突兀：“马克思根本就不懂哲学”、“北大历史系的老师都是垃圾！” 为了能继续深入聊下去，笔者就当这些话是真的好了。


　　笔者相信，范美忠实现了他内心里的真正回归，这不仅体现在其言必称庄子，他还在成都郊外的“三圣乡”参与主持“参圣书宴”（爱好哲学的业余玩家常去的窝点），还到一家毗邻美领馆的西洋学堂讲授现当代文学和西方哲学，他自诩在研究道家尤其是庄子上“不敢说顶尖的”至少也是“数一数二”，有时他还捎带做个比较，“日本的那个（学者）不如我”。话毕，他手掌一挥，坚定而有力！

　　作为专业级书虫，在这几年间，范美忠自称买了两万多本书，大多看个大概，看完就扔。至于是否一天看10本还是20本就不得而知，但一个显而易见的副产物经媒体报道后变得众所周知：书店老板每次看见他，兴奋得嘴巴都裂到了后脑勺。

　　这几年间，作为具有极大争议性的知名人物，范美忠仍不能免俗地结婚、生子、买房，亲自吃饭上厕所，生活轨迹一如既往，虽然始终“无证裸奔”，（教师从业资格被教育部吊销） 但仍以类似乡村游医的变通身份顽强战斗在教学第一线，前段时间表示要从光亚学校辞职，几经校方挽留最终又留了下来。无他。



　　二、更新



　　从一名以自由主义为拥泵的知识分子，过渡成庄子的门下走狗，对范美忠而言，经历了漫长的十年，范美忠把这种显性的倒退理解为成熟的自我更新。不难理解，从理论上追根溯源，自由主义追溯到自然法就戛然而止，启蒙运动本身不仅在于对传统历史的彻底否定，也在于对自身本质属性的一次完全抛弃，其实也陷入了另外一种蒙昧。然而，或许范美忠始料不及的是，无论是激进的普世论者，还是一名复古的道统论者，可能他们都没有亲身的、长时间的西方体验，甚至很多人从来都没去过欧洲或者美国。他们所选择吸收的知识都是经过过滤后的二手信息。他们从热情拥抱自由到厌弃西方价值观，这都建立在一个真实性与可靠性值得怀疑的知识论上，无论走向马列还是老庄。自然两者之间的过渡也并非鸿沟，这本身也是一种遮掩和自我蒙蔽。


　　王怡选择了宗教，宗教在知识体系、逻辑建构上构成了一个封闭循环的话语系统，这不仅在起源上给了他终极的答案，也在社会学、政治学等意义上给了他现实的回应。从达尔文主义到改革宗，宗教革命后，基督新教给予了一个人足够的话语空间，当然也有助于在当今中国理论界建立个人的话语权威，这种选择也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既非天主教，也非佛教，至今，选择者的动机令人生疑。与此相比，范美忠倒是真诚得多。


　　范美忠选择了从经史典籍中寻找答案，回归到传统的文化复古主义的路径上来，他将“道”作为本质起源，类似马克思认识论上的精神或者意识，从老子、庄子到董仲舒、朱熹、王阳明、“新儒家”，范美忠一路走来，他从文化上找到了“答案”，从哲学上找到了“依据”，在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上摸到了些门道，但并不成熟，如若不借助其他的方法论，解释就陷入了困境。


　　马克思主义可以胜任解释“羊吃人”，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到20世纪中叶，马列从政治经济学到文化哲学都提供了一种新的整合方式，尤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又即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又提供了成功样本。“两个凡是”之后，在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上，又达成了暂时的“二次结合”，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科技革命、金融信息的兴起，社会化大生产和国际化的出现，又再次冲击了马克思主义的稍显局限的理论根基，简单的阶级划分，粗糙的经济分析和社会结构解读，都难以支撑当今和未来的世界图景，并从根本性上动摇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终极目标。这也给多种思潮并存提供了契机。


　　如今既是一个欲望与物质主义盛行的单极，也是一个在文化哲学、历史观与思想领域交相渗透融合的多元硝烟战场，传统文化复古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文明等话语体系交织，在共同争夺解释中国历史、以怎样的面目迎接未来的问题上混战一团，传统的自由主义阵营也在沉淀中逐渐走向分裂，或基于学术的追求由表及里追根溯源，或基于内在的信仰召唤由内及外演进更新。有人退出自由主义阵营投向了基督新教，有人则从基督教转投佛教，也有改投马列，而范美忠选择了传统文化。
 

　　记者：你既在光亚学校教书，又在外面的读书会开讲座，两边会不会有些冲突，你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去办讲座？

　　范美忠：当然有多方面的目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个人偏好较为高尚和高深的知识。有时候教的中学生呢，他们个人经历、人生阅历各个方面，还不是那么适合作为我的一个教育对象。我有时候更喜欢给成年人上课。我到了四十多岁的年龄有的很多领悟，小孩子是不会懂的。我更希望给成年人上课。

　　记者：有一种倾诉和交流的欲望？

　　范美忠：对。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到书院做读书会或者讲座。（学生）有想法有热情才回来，它不像（学校里）有的学生是，不管我愿不愿意学，我都要读这个书。成了年之后呢，他是“我愿意”“我有兴趣，我才来”。那么凡是来听这个讲座的，他就不会说是，我不是来学的。有兴趣你才来，没兴趣，没人逼着你来。

　　记者：更加觉得有一种成就感？

　　范美忠：因为有意思嘛。做得下面都没有人有兴趣了，你还有兴趣教吗。还有我包括成都这边的学校，也许在四年之后，成熟之后我就不想教中学了。因为我希望通过书院的方式，民间书院的方式来获得自由。就像古代的书院自由讲学，这样的方式 ，我就不受大学的体制的约束，也不受中学的约束，我自由地讲学。既解决了我的生存问题，又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学的话还不能做到只讲那些经典，但是（在）书院我可以做到只讲经典。虽然在中学我也教历史，但严格来讲历史也不是我最大的爱好，我最大的爱好是人类核心经典。

　　什么是人类核心经典呢？比如说就是雅思贝尔斯说得那个“轴心时代”。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老子庄子，经典如圣经，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比如说佛家的经典。我更感兴趣的其实是这些。当然，我对诗歌这些的兴趣可能又超过历史，我讲唐诗宋词，讲红楼梦。我下学期也准备开课讲红楼梦，在书院或者是北京学校，也有可能。当然历史是我的专业，历史也有必要，要认识历史，我觉得要思考很多问题。但是呢，它不是真正完全抓住我内心的东西。比如说我读历史就觉得，中国的自由派对于美国有太多过于的美化。他们总是用美国的好来反衬中国是多么多么的糟糕，当然中国有不好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们自由派讲的历史，如果说我们共产党书写的爱国主义历史是过度的美化了自己治理下的国家的话，回避了它的不好的一面。那么自由派构造的这个美国的历史，这个过度地美化了欧美，而过度地丑化了中国本身。

　　欧美人的残酷和丑陋绝不在中国人之下。美国史就非常典型，写独立宣言的杰斐逊总是在说到这个独立宣言怎么怎么样，写独立宣言的杰斐逊同时家里有二百二十七个奴隶。所有人生而平等其实说的平等是指白人、欧洲白人平等，奴隶不包括在内，印第安人不包括在内，黑人不包括在内。这样的残酷和丑陋，他们为什么成为了这样，这种种族优越感和种族歧视，同时也包含利益在里面。他们还是一群基督徒，你能想像吗？

　　从这个角度上讲，像他们对黑人的歧视，对印第安人的（歧视）——整个美国的土地不都是从印第安人那里侵略和掠夺来的吗？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讲，美国人丑陋，欧洲人丑陋，一点都不比中国人更好，而欧美的历史也一点都不比中国的更不黑暗。当然历史还有它的好处，但是我最大的兴趣还是不在这个。但是这个问题呢，我读历史我就感觉到，如果官方的历史叙述构成了一种遮蔽的话，那么中国自由派对历史的叙事构成了另外一种遮蔽，双方是同样的不真实。所以我读历史书呢，让我逐渐疏远中国的自由派，当然我也不靠近中国官方。

　　记者：你的路径好像和摩罗有些相似之处。

　　范美忠：当然我和跟摩罗可能还有些不一样，我可能比他更清晰一点。同时我也不认同中国的自由派，他们对美国的叙述也是个神化。比如说我看到网上有人转，奥巴马说中国人浪费了资源啊等等之类的。其实美国人比中国人更浪费资源，人均资源消耗量美国绝对也是一种（浪费），这种指责其实是极其不公正的。

　　记者：你的兴趣在“轴心时代”，是不是有一种“法古今完人”的倾向在里面？

　　范美忠：这不叫做复古，这叫做向道德回归。因为历史，时间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圆圈式的。这一点黑格尔早就懂得了，辩证的圆圈。但是受牛顿的直线物理观的人，线性进化论的人，他不大懂得这一点。他们认为原始是落后的标志，相反原始同时又是最高的标志。但是原和始恰恰不见得是落后的标志而恰恰是野蛮的标志。原始回到道德的原点，也不是简单的纯朴，而是精神离道最近，是最高的标志。换句话说我们的历史在科技物质进步的同时，我们的历史本身又是在退步和堕落。从这类上讲，像轴心时代的回归，是向我们的本原回归。这一种回归，这是一种时间观，弯曲空间同时又是弯曲时间。

　　记者：是否可以从中判断，你对社会有一些不满？

　　范美忠：在这一点我跟老庄的态度是一样的。所谓的人类的进步同时又是人类的退步。因为人类的精神沉入物质的最黑暗之中。物质和科技把人类的精神带入了完全的黑暗当中，所以启蒙本身陷入了矇昧。这也是我跟自由派的分歧。中国的自由派自以为他们在启蒙他们不知道自己陷入了一种矇昧当中。启蒙总是意味着自身矇昧的启蒙。但是当他们自认为掌握了真理的时候。在中国这种典型就是自由派和伪科学主义。所以说当今中国最大的矇昧是两个，一个是自由派，一个是伪科学主义。他们最可怕的在于陷入了矇昧，却以为自己在光明之中。因为自由派的对民族的无条件的拥抱，对经纪人假设的无条件的拥抱，本身就是极大的矇昧。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拥抱实际上是极大的矇昧。因为对人的欲望的无条件肯定，本身就陷入了矇昧之中。

　　记者：你会不会陷入另外一种相对主义？

　　范美忠：不是相对主义，恰恰不是相对主义。

　　记者：“轴心时代”是否意味着“绝对真理”？

　　范美忠：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轴心时代的东西都是正确的。而恰恰是轴心时代人类的危机已经是严重地出现。轴心时代的伟大不在于轴心时代东西的正确，而在于轴心时代的大哲或者先知对人类出现的危机做了最伟大的回应和思考。轴心时代的伟大恰恰在于那个时代已经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而他们对于这个危机有深刻的意识，并且做了最深刻的回应。因为没有那个危机就没有他们的伟大。换句话说他们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回应，他们那个时代存在的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今天更加严重。他们的回应同时也是给我们今天处在相似的危机以启示。

　　记者：回归的原因和动力在哪里？

　　范美忠：就说我们向道德回归，开创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就是从物质的时代走向灵性、精神的时代。那么这种说法如果用老子的话来说的话就是，“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我们离开那个道本身，离得越来越远，当我们物质主义达到极致的时候，我们陷入最深的黑暗中，就是已经远离道德极致。到极致的时候就像一个摆一样，离得很远的时候它就往回弹。我们总是有一根线要牵着风筝，离得最远的时候，就要向人的精神家园回归。就像荷马史诗和奥德赛一样。荷马史诗是远离他的家园，但是最后奥德赛要向他的故乡回归。那么物质主义到极致的时候，黑暗到极致的时候同时也是我们对回归的渴望，最深的渴望升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将产生一个回归。这个时代我们离道越远，我们向道回归的这种力量（就会）开始最强烈的升起。所以老子最后说远离道到极致，它就将开始向道返回。

　　记者：他会不会成为另外的一个“神”，比如说对“道”的神圣信仰，对神圣信仰的一种膜拜。你刚刚谈到的道，是否存在过分完美化？

　　范美忠：当然不是过分的完美化了，道就是完美本身，而不是我把它完美化了。因为在一个形而下的世界，物质世界本身是不完美的，唯有道才完美。就像柏拉图说的唯有理念本身才完美，逻各斯本身才完美。或者说完美不存在于现实世界当中，完美只存在于精神世界当中。或者我们换一句话说，道本身才是最真实的存在，而我们偶尔认为真实的存在恰恰是不真实的存在。

　　记者：你不认为现在的社会已经多元化了吗？或者即使是在“轴心时代”，也没有展现出理想社会的图景？

　　范美忠：这个社会恰恰不是多元化，这个社会非常一元。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一元，这个社会并不多元化，多元化只是表象。这个社会其实是如此平凡和单调，没有展现出真正的丰富性，唯有精神那里才有真正的多元，而所有的物质主义都是单调的。

　　记者：你是不是对这个社会过于悲观绝望？

　　范美忠：我并不绝望，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社会是值得赞赏的。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很绝望，因为我已经去领略了道德化。真正领悟了道德化，是绝不会绝望的。道怎么能够让人绝望呢，能够让人绝望的，它不是道。

　　记者：你从古典历史中找到了力量？

　　范美忠：不是从历史中找到力量，而是从这些核心经典里找到力量。比如说，老子、庄子、圣经。在这些里面才能真正找到力量，因为道是所有的精神力量的源泉。

　　记者：你会不会觉得这种想法太“小众”？

　　范美忠：任何引领未来的东西开始都是少数。

　　记者：那么通过你在学堂实验，或者是通过学校，它毕竟只是一个小范围的传授...

　　范美忠：我这样来说吧。你觉得基督当年它只有十三个门徒，他们那个范围是大还是小呢？之所以说引领时代的东西它最后终将从一个潜流浮出表面，从少数人的变成大多数人的。就说网络本身，网络购物一开始不是也是少数人吗，他最后变成很多人对不对，同样的一个道理。当然这也意味着我对时代的发展潮流和未来，深具信心。 信心来自于哪里？现在这么一个高度物质主义的时代，这个信心来自于我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因为人本身来自于道，换句话来说所有人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向道回归的最深切渴望。就是说向道回归是所有人心中永远的乡愁，不管你现在有没有意识到。


　　记者：身处这个社会，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

　　范美忠：我没有觉得，只有你的心灵是自由的你就是自由的。以前也有人说在中国我好不自由啊，好痛苦啊，痛苦了十年。后来我发现这种是自设牢笼，只要你是自由的，你在任何地方都是自由的。这并不是一种自我欺骗，好像就是说，你心灵自由，但你没有言论自由还是个现实啊。这个关键在于，你没有言论自由，你还是可以自由地说啊。虽然说它达不到那样的传播率，但是你是自由的你照样可以自由地说。比如说我在我的课堂上，我现在在这里我就自由说了，我在网络上我也自由说了。

　　记者：你不觉得这不是绝对的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吗？或者称之为“被动的自由”。

　　范美忠：对，也不见得是被动的自由。关键就是说，只要你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扼住你自由的翅膀。你照样可以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说。虽然中央电视台不一定给你播出，你还是自由地说，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地方去演讲，你照样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记者：是不是感觉有点像王阳明和荀子的“人定胜天”？

　　范美忠：也不是“人定胜天”，这是道德力量。

　　记者：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个问题：你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置于一个道德至高点？

　　范美忠：我没有置于道德最高点啊，我说道德力量，并不是说我就是道本身了。不是说我占有了道。我去领悟道，道给了我力量，但并不意味着我高高在上。确实我有道德至高点。但此道德非彼道德，“道”和“德”是道家讲的，不是儒家讲的。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谈道德，但是没有几个人真正懂何为道德，道是什么，道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本源，德是道在天地万物宇宙当中的体现，这就叫道德。我领悟了道，确实有一种至高点，但并不意味着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说我比你更善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领悟了精神的本源，使我更有力量，使我能够把很多问题看得更清楚。从这个角度上说，如果你真正领悟了道本身，你基本上会瞧不起绝大多数，几乎所有中国的哲学研究者，这也可以叫一种道德至高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比他更善良，而是你领悟了道，你会发现，绝大多数哲学研究都瞎扯。这也可以意味着一种精神至高点。就像爱因斯坦，你可以说你在物理学范围中你比我更懂，这就是一个至高点，但是是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至高点？

　　记者：这涉及到“是非”“有无”，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等问题，你觉得仅仅依靠道德的这一个方面力量就能扭转现在这个现状吗，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

　　范美忠：严格意义上讲，这个政治制度的架构，它也是道德的一个显现。这个怎么说，如果没有任何正义的成分，一个政权要维持下去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完全失去了正义的一个政权或者说制度架构，或者统治，绝无可能长久的。那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本身，它背后正义的成分，就是道德体现，也许它只是百分之十的道。当然只是说它是一个实现形式的不同。它可能依靠一个制度形式来实现，然而这个制度的答案，绝非是说现在欧美的民主制度就是答案，这点我绝不认同。

　　所以我其中有一个追求就是说，希望在政治学上有一个超越东西方的新的一个贡献，但是呢这是个很遥远的。所以呢，我现在读老子，孟子和...如果说读老子和庄子是关心它的道德部分，那么我读论语和孟子不是说关心它的所谓伦理学，我觉得。论语和孟子在形而上方面并不高明。但是我更关心它的政治学。换句话说，内胜外王，并非一无是处。如果以为，仅靠一个完美的制度设计，就能使日子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是个幻想，这是一个神话。精英政治永远有它的必要性，问题是如何造就精英。这个地方儒家是有它值得研究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政治精英也需要圣贤书来造就。当然它需要借鉴近代西方的建构成果和法治的成果。然而儒家的内圣外王制，这一套本身并不是全部价值。就是说士大夫的精英教育传统，并非全部价值。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宋代的文人政治。我觉得这些地方是值得重新研究。那换句话说，就我本人来看，我并不认为福山的观点就是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历史没有终结，凡事先生必是已经终结的本生，他们已经陷入了矇昧之中。因为历史如果就终结了的话，那么历史也就完蛋了，历史绝不会终结。从这点上讲我不认为无论是瑞典的福利制度，还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答案。也不认为现在的英国、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答案。如果中国的自由派足够诚实的话，它可以专门去找英美政治的切点来写一本书，而不是总是去说它的优点。那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就会发现，如果你专门找它的切点来写一部书，我们还可以像黑格尔说的辩证的真理向辩证的更高层级运动。正反合，我们还可以向跟高的层级运动。

　　有很多表面上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实际上不过是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共同性的问题，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我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美国不是答案，自由主义不是答案，当然同时我并不认为共产主义是答案。只是说，我现在有很多想法还没有成形。我只是觉得一味诉诸于民主或者制度架构，就认为我们可以----当然可能会好一点点，但是否就变得很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借助于回到这个道的话。那么换句话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它也要重新回到一个，建立一个道统，政治里面一定要有道统。

　　记者：还有一种“经济基础论”，就是民主化的前提是中产阶级成为一个成熟和强大的经济阶层，国家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再逐渐向民主化过渡，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你是否认同？

　　范美忠：民主化过渡又怎样呢，我去过台湾，我并不觉得那是一个值得我向往的社会。

　　记者：是否了解过“上层建筑优先论”？

　　范美忠：这个说法，我不赞同。他们没有认真思考中国政治的本质。为什么我觉得他们幼稚呢。我原来的观点完全和他们一样的。我这几年有深刻的反思。这个反思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回到霍布斯的利维坦。为什么政治学要回到霍布斯的利维坦。就是政治实现正义是它的理想，然而政治一个最基准的东西是维持秩序。这就是说即使是最坏的秩序也比无秩序好。无秩序是最糟糕的状态。即使是专制秩序也比无秩序好。换句话说，秩序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认为专制秩序比文革好的原因。如果你能够通过自由的方式达到秩序的话当然是一个好事情。如果这段时间内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自由秩序，专制秩序也比无秩序好。

　　一个典型就是中国历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的时候就是乱世。“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我最近看罗马人的故事，那里面讲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里面反复讲到的是什么呢，和平和秩序是一切发展的前提。就是说，由于我们的自由派，他们思考自由总是从个人的自由出发，当然个人的自由并不是说不重要，而是它应该纳入一个整体的政治学考量。就是说自由和秩序如何平衡的问题，个体和整体如何平衡的问题。其实政治的要解无非在这里。

　　还有一个就是秩序和创造力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稳定和创造力如何平衡的问题，活力之间如何平衡。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达到自由的秩序，那么专制的秩序也比无秩序好。这是第一点。当年中华民国不是模仿的美国的制度吗，最后是怎样的呢，军阀混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很多中国人思考问题没有思考大国治理问题，其实托克维尔在论美国式的民主中谈的非常清楚，他说美国是唯一一个把综合的大国国力和自由的创造力结合起来的帝国。为什么呢，因为雅典是一个民主制，雅典城邦的自由民只有六万人。当一个国家大到那么大的面积，那么多的人口的时候，它的统治模式就不一样了。同时意味着自由和民主是否导致它分裂的问题了，理性倾向的问题了。所以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既有民主和自由又保证它不分裂。你看苏联嘛。

　　美国的联邦制不是一个设计的结果，而是一个既定事实的一个承认而已。它一开始十三个州就是彼此不同并且独立的。所以美国他只能搞联邦制，它没办法搞成中央集权制。所以说美国制度不是一个先见的设计，而是一个经验型的演进和理念设计的一个完美结合。它的中央地方分权和联邦制不完全是个先天设计。

　　记者：这会不会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厚此薄非，就是过于注重文化精神和信仰，这一种精神的力量，而轻视了一些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的等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方面的整体作用或协调的合力作用？

　　范美忠：我没有说它没有影响啊，因为绝大部分人不都是从那个角度考虑吗。当然我不希望说我去强调那一点，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去强调了。就像黑格尔的说法这叫做杂多的统一，就是说真理是多的统一，因为我是多中之一，他们是多中之一。我仅构成这个一的方面。

　　记者：处于这个转型时期，如果你也这么认同这么一个暂时假设的前提的话，你希望自己能在哪些方面发挥一些作用？

　　范美忠：我本人希望取得的作用有几个，第一个中国未来将要走向一个充满创造力的社会，或者说它不是一个，要么说是为了秩序消灭了自由和活力，其实四九年以后，我觉得很多人对四九年中共的胜利，理解的也不够透彻，如果理解的足够透彻的话需要看金观涛他的著作。就是四九年共产党为何会获胜，难道仅仅是因为日本侵华和它骗得了天下吗，不完全是的，这个是片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需要统一和秩序。它满足了这个历史要求，然而也为这个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秩序由于它完全压制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民间的空间，导致我们丧失活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如何在之间获得平衡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民间的空间。那么我搞书院以民间的姿态，同时希望开拓中国的民间空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像宋朝是一个典型，宋朝是中国文化繁荣的极致，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民间空间，它的市民社会，它的商业文化的繁荣。那么商业这块不是我去做的，商业它既带来问题，它也有它有价值的地方。我刚才只是说到它的负面，当然还有好的。因为我也可以这样讲，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自由。因为市场经济为民间提供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它需要努力，这个空间就是文化的思想的多元空间。它不仅仅依附于官方的空间，我做这个书院，就意味着民间空间的拓展。民间空间的拓展，一方面带来了活力。官方的责任是保证秩序，我们不要指望文化的活力和创造由官方去达成，因为官方从来都是秩序的保守者，是扼杀活力的力量，这是它维持秩序的一个天然的思维惯性。对我来讲，我不会去考虑维持稳定，我考虑的是活力和民间多元的空间的拓展，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是我所起得作用。这就是秩序和活力的对立统一。

　　还有就是，我希望在核心经典的回归和阐发上有所作为。我的看法就是未来的三到五十年，中国将有一个伟大的文艺复兴，这是我的一个预言。什么叫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就是对轴心时代对中国过去的文化的精华以研究整理阐发它的方式来实现新的创造。换句话说，创造从来不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创造意味着把本来就蕴含在中国文化的开端当中的东西，让它在这个时代实现，以新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是我对创造的理解。创造并不是说，像文革我把中国传统文化（破四旧）全部破掉，在一片沙漠的基础上重新来。创造意味着我们在核心经典的对话当中，实现它的新的可能，我们的创造本来就已经蕴含在种子之中。就像一棵树它在长大，它新长出来的部分是跟它的种子好无关联的，但它新长出的部分也在种子规定的基因之中。老庄、孔孟、易经当中，它已经蕴含了我们今天新的创造的潜能和可能在里面。只不过我们这个时代，绝对精神要在这个时代实现新的创造。用黑格尔的术语，绝对精神、绝对精神的运动，要在这个时代实现它新的展现，道要在这个时代展现它创造的力量。

　　那如果我们要谈第三点的话，我希望在政治学上有所作为。那么怎么去跟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对话，实际上跟第二个是一样的，就是文艺复兴，它也是文艺复兴的一部分。那是怎样地复兴？跟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对话，跟西方的传统政治思想对话，在这种对话中也许有一个结果，它就是新的创造。比如说我跟孟子，其实孟子的政治思想比孔子多得多，孟子跟孔子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里面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孔子他是偏向于伦理的，而孟子有大量的政治学的东西。我不能说它有什么现代价值，我脑海里还没有萌发出任何创新的火花，我只是跟他对话。持续的对话过程中，新的可能就会出现。我跟柏拉图对话，也可以跟罗尔斯对话，也可以跟洛克对话。我不止是跟他们对话，也许有一天，新的东西就出来了。

　　记者：如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为角度来评价，你认为自己是否有点主观唯心主义？

　　范美忠：马克思根本就不懂得哲学！可以这么来讲。凡事讲主观和客观的人，他还没有资格论道。为什么呢，因为主观和客观的说法已经是二元论了，庄子这个道既非主观也非客观。